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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是脸

画家之女玛丽(1750–1826)

一个红发少女别着一朵小花,扭头望向画外,脸颊还带着孩子气的圆润。看上去无非又一张甜美的英国少女像。可这张脸有名有姓——她是庚斯博罗的长女玛丽,而她往后的人生,会比这幅画里的任何一笔都更曲折。更微妙的是,画这张脸的人并不是她父亲。

先说这幅画到底是什么,因为这恰恰是它最不寻常的地方。它被大都会老老实实地标着"Copy after Thomas Gainsborough"——仿庚斯博罗的临摹本,作者佚名,约19世纪中叶的英国。换句话说,这不是真迹,而是一位无名画家照着庚斯博罗某幅原作描下来的副本,晚了将近一个世纪。一张三十几厘米见方的小幅布面油画,尺寸只有17¼×13⅞英寸,更像案头之物,而非堂皇的厅堂大画。

画面本身是典型的"庚斯博罗式"趣味:少女作半身像,侧着脸朝向右方,目光投向画外,红褐色的头发上别着一朵小花、系着浅色发带,身着一袭柔黄色的薄衫,背景是一片暧昧的褐绿色调,不交代任何场景。整幅画笼在一种粉扑扑的柔光里,肌肤画得近乎透明,轮廓不收紧、任其化进背景——这正是庚斯博罗最招牌的笔性,轻、薄、飘,像呼吸而非雕刻

但真正的看点,是这张脸背后的人。她叫玛丽·庚斯博罗,1750年生于萨福克郡的萨德伯里,是庚斯博罗与妻子玛格丽特的长女,下面还有个妹妹也叫玛格丽特,小名佩吉。庚斯博罗自己说过更爱画风景,肖像不过是养家的活计;可他偏偏一生反复为这两个女儿作像——《追蝴蝶的画家之女》、《画家之女与猫》,一画再画。这批女儿像被艺术史看作他最私人的东西:不是订件,没有买主,只是一个父亲想留住女儿的样子。也正因如此,它们比他那些华贵的贵族委约像更见真情。眼前这幅虽是后人仿作,沾的却是同一缕温度。

而画里那个天真的小姑娘,长大后过的是另一种人生。1780年2月,三十岁的玛丽嫁给了大她十七岁的德国双簧管演奏家约翰·克里斯蒂安·费舍尔。这桩婚姻短得惊人——同年就告破裂,前后大约只维持了八个月。据载,原因之一是费舍尔与妹妹佩吉之间的暧昧,令庚斯博罗深为痛苦。一个曾与姐姐争夺过同一个男人的妹妹,本该是这家最深的裂痕;可故事的后半段偏偏温柔得出奇:姐妹俩此后和解,长期同住,相守到老。玛丽晚年精神状况恶化,正是由这位妹妹一直照料,直到1820年佩吉去世。画中是无忧的少女,画外是一段崩塌的婚姻、一场漫长的病、和一对分了又合、终老相守的姐妹——这份反差,比任何柔光都更让人记住这张脸。(这些生平细节多出自后世记载,一手史料有限,宜作"据载、一般认为"读。)

这幅画为什么值得放进一座博物馆,恰恰不在于它"美",而在于它的身份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标本。19世纪中叶,整个欧美正掀起一股对18世纪英国肖像的狂热——庚斯博罗、雷诺兹的真迹被英国贵族和美国巨富争抢,价格飞涨。真迹买不起、买不到,仿作便应运而生,去填补中等收藏与装饰的胃口。这张佚名副本,就是那股风潮的直接产物。它后来归纽约银行家、慈善家莫里斯·K·杰瑟普所有,1914年由其遗孀遗赠入藏大都会——一位镀金时代的美国富豪,把"庚斯博罗式的英国祖宗肖像"当作品味的象征收进客厅,本身就是那个时代审美的注脚。

最后留一个老实的悬念。这位无名画家究竟临的是庚斯博罗哪一幅玛丽肖像,馆方并未点明。画里既是个少女,或许仿自父亲为她所作的某幅早年儿童像,但这只是合理的猜测,没有确证,姑且存疑。也正因为说不清,它把"署名学"这门博物馆日常功课摆到了明面上:同一张脸、同一种粉色柔光,在真迹与仿作之间,价值天差地别。大都会今天诚实地标它作"临摹本",而历史上这类画常被人乐观地当成真迹买卖。于是这幅小画一身兼了两重身份——它既是玛丽·庚斯博罗的一张脸,也是一面镜子,照出一整个时代怎样爱慕、追逐、并不惜复制一种早已逝去的优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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